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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才赋能边疆高质量发展******

　　作者：柴真（石河子大学党委书记）

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的高度，对教育、科技、人才事业进行一体化部署。科技创新离不开人才支撑，高校作为培养和集聚人才的主阵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切实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地处西部边陲的石河子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就致力于为屯垦事业培养汇聚大批英才。73年砥砺奋进，学校初心不改，努力建设具有兵团特色的人才高地，为边疆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精心育才，谋长远之计

人才是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关口前移，源头施策，就必须持续加强高质量人才队伍建设。石河子大学始终把人才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培养造就了一支高水平师资队伍和一大批“下得去、留得住、用得好”的高素质人才。近年来，学校新增国家人才计划入选者27人、国家教学名师1人，新增教育部创新团队2个，“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2个，60%以上的毕业生留在新疆和兵团建功立业，真正为边疆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人才、留住了人才。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石河子大学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人才工作的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深入推进人才队伍建设“精准提拔一批、全力帮扶一批、重点奖励一批、全面培养一批、柔性引进一批”工程，通过对口支援计划、部省合建计划、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支持计划、青年创新拔尖人才计划、“攀登计划”等政策，持续加大高层次人才和新进人才的自培力度，实现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的全面优化。同时，学校将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用兵团高校的红色底蕴启智润心、培根铸魂，以兵团精神育人导向深化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以学科动态调整对接国家、兵团战略发展和区域人才需求，为培养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紧缺人才、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以及民生急需的专业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多方引智，汇发展合力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才能加快建设更具竞争力的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多年来，石河子大学坚持用好用足西部和兵团人才政策，完善学校配套措施，国内外引智工作不断取得新成绩。五年来，学校新增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双聘院士1人、院士工作站在站院士3人，引进国内绿洲学者107名、国外绿洲学者2名，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人数增加6%。其中，“面向绿洲生态的农业化学品工程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入选“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简称“111”计划），实现了学校在国际人才引进方面的重大突破。

在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时代背景下，石河子大学将继续在汇聚人才上发力。通过“绿洲学者”“聚贤工程”等项目，不断完善高层次人才流入的制度保障。充分发挥事业的拴心留人作用，着力加强内涵建设，将高端人才引进与事业平台搭建有机结合，以一流学科为引领，以“高峰、高原、高地和培育学科”四级学科生态体系为基础，以博士点、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文科基地建设为抓手，全力为一流人才提供一流创新平台，实现人才发展与平台建设相互促进、共同提升。持续深化改革，推进落实放管服，健全评聘考贯通的考核评价机制，扎实做好评价考核激励后半篇文章，营造更加多元、更加开放，也更具吸引力的人才成长环境。

人尽其才，显时代担当

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如何更好地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必须回答好的时代命题。石河子大学始终坚持“以服务为宗旨，在贡献中发展”的办学理念，充分发挥人才资源和智力优势，引导师生把论文写在边疆大地上，努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石大智慧和力量。

2022年，石河子大学各级各类科研项目立项合同总经费比去年增加30%，创历史新高。围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学校以科技特派员专家团队服务项目为抓手，发挥科技服务社会功能，赴基层连队、村庄重点围绕特色林果、设施农业、医疗综合服务等方面开展科技服务，共培训基层职工、农民9000余人次，服务带动农户5600余户，共带动受援对象增收近300万元，有效推动科技成果加快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助力区域产业大发展。

党的二十大为学校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指明了方向。学校将着眼科研创新长效机制的建立，加强有组织科研，积极参与“揭榜挂帅”项目，主动承担国家、兵团重大科研项目，努力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培育更多科技领军人才和科研创新团队，产出更多具有标志性的重大科研成果。立足兵团产业特色，学校将在荒漠生态、盐碱治理与农业提质增效、健康养殖、农产品加工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应用技术推广与示范；瞄准区域长远发展需求，学校将继续推进兵团能源发展研究院建设，配套设置相关专业，在人才培养和科研转化上双管齐下。以科研团队为基础，以学校合作企业、“访惠聚”工作队和定点帮扶单位为基点，学校将持续组织专家教授深入基层团场和地方县（市）开展技术推广、培训和咨询服务，深化“专家+工作队+职工”“技术+产业”的科技合作模式，为兵团经济增长、转型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踏上波澜壮阔的新征程，石河子大学将深深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坚定不移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继续扎根兵团，赓续红色血脉，以更有激励性的人才培育机制、更有吸引力的人才引进政策、更有竞争力的人才发展平台，书写好不负党之所期、国之所系、民之所愿的“人才戍边”新篇章。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9日 05版）

古籍如何兼顾“藏”与“用”******

古籍如何兼顾“藏”与“用”

——来自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会的专家观点

光明日报记者 陈雪

　　“古籍具有特殊性，作为文物必须保护，作为文献必须为读者所用，二者存在矛盾。”——解决“藏”与“用”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古籍工作的重点，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杜泽逊说：“数字化是目前最好的办法”。

　　1月4日，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天津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苏州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等6家单位，在线召开了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会，发布了6786部（件）古籍资源，可在线免费阅览全文影像。会上，多位古籍专家学者围绕古籍数字资源建设进行了深入讨论。

　　古籍数字化有何迫切性？未来趋势是什么？专家学者展开了深入探讨。

　　数字化平衡“文物性”与“文献性”

　　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图书馆把内部使用的古籍目录卡片摆在图书馆的走廊里，为了完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版本调查，杜泽逊跑到上图，查阅了十几天卡片。夏天高温，他就到馆外买一根绿豆冰糕含在嘴里，再回到馆内查卡片——为查阅古籍文献，要出差到各地，克服各种困难，这是一代古籍研究者的集体记忆。

　　“从内部使用到目录卡片放在走廊，再到数字资源挂在网上，这个进步是非常快的。”杜泽逊说，国家图书馆为首的几十家图书馆把古籍数字资源放在网上，读者不必直接使用古籍原件，这是很重要的一条保护措施。此外，在线阅览不知道节省了多少人的时间、体力、财力，对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有重大贡献。

　　兼顾“藏”与“用”，古籍数字化刻不容缓。“国家图书馆从2000年起开始有计划地将古籍进行数字化，并陆续建成数字方志、碑帖精华等专题库，面向社会公众发布。”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负责人王红蕾介绍了古籍数字资源发布的整体情况。2016年，国家图书馆搭建“中华古籍资源库”平台，发布了国图馆藏善本和普通古籍、甲骨、敦煌文献、碑帖拓片、家谱、老照片等数字资源，以及天津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等许多馆外古籍和海外征集古籍资源。2021年疫情期间，读者远程访问需求增长，为回应读者的“急难愁盼”，“中华古籍资源库”实现了免登录阅览。资源库上线、免登录阅览被学者称为惠及学林的两个重要节点。

　　2007年以来，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深入开展，各地图书馆陆续投入人力物力，大力推进古籍数字化。苏州图书馆党委书记、馆长接晔介绍，截至目前，苏州图书馆已完成数字化古籍1496部，容量达16.12TB。

　　据了解，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先后联合39家单位发布古籍资源2.8万部（件），此次是第七次联合发布，6家收藏单位新增发布古籍资源6786部（件），不仅有明清版刻、稿抄本古籍，还有碑帖拓本等特色资源：新增国家图书馆藏古籍数字资源1075部19.2万叶，主要为年谱类、目录类古籍；天津图书馆发布馆藏稿抄本文献165种655册；南京图书馆发布了“清人文集数据库”，共收录清人文集399种，以全本彩色扫描的方式制作成数字影像；云南省图书馆发布馆藏善本63部381册，图像50604拍；苏州图书馆发布馆藏古籍数字资源888部；中山大学图书馆发布了一批颇具该馆特色的碑帖文献数字资源。

　　本次资源发布后，全国累计发布古籍及特藏文献影像资源达到13万部（件），其中，国图建设的“中华古籍资源库”发布超过10.2万部（件）。王红蕾说，“中华古籍资源库”已成为全国古籍资源类型和品种最多、体量最大的综合性资源共享发布平台。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教研室主任、教授杨海峥感叹，从2016年到现在，陆续推出了13万部（件）古籍数字资源，对于学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线查阅免去了往返奔波各家图书馆的时间，缓解了古籍“藏”和“用”之间的矛盾，平衡了古籍的文物性与文献性。

　　古籍资源既要“用得上”，还要“用得好”

　　2022年10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印发实施《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正是四项重点实施工程之一。近年来，全国古籍登记工作让3000万册件古籍有了“身份证”，未来，让更多古籍“上线”与读者见面，将是我国古籍工作的一大重点。

　　“古籍数字化资源的制作与发布，其实是回归到古籍作为书籍文献本来的性质。”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刘蔷说，以往，人们说学术的繁荣与学术资料的新发现有关，这种说法是忽视了存世的大量古籍，存世古籍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可以预见，连续的古籍资源发布，将带来宏阔的学术气象。

　　古籍数字化平衡了“藏”与“用”的矛盾，让古籍资源“用得上”，未来，更要“用得好”。学者们对古籍数字资源的深度利用提出了许多有益建议。

　　浙江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黄晨认为，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可以更好地呈现资源的利用价值，接下来，可以进一步就已发布的资源进行深度揭示，进一步打通资源和发布平台，提供一站式检索，将资源聚合起来，这样的利用效果会更好。刘蔷也表示，期待能有一个与古籍数字化资源相匹配的古籍数字目录，以便实现一站式检索。

　　杨海峥认为，目前古籍数字化发展迅速，百花齐放，各类数据库和古籍数字化平台纷纷涌现，多样化的发展一方面带来了很大便利，另一方面也应进行协调统一，建立更加规范的数据规范标准，使得古籍数字化的资源有保证，达到方便使用的学术水准。杨海峥说，2022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专门强调要“加强古籍数据流通和协同管理，实现古籍数字化资源汇聚共享”，国图联合全国古籍存藏单位把古籍数字资源进行统一与整合，形成公益性平台，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是未来古籍数字化的发展趋势。

　　汇聚、开放、共享，古籍数字化的步伐不断加快。杜泽逊说，“期待发布更多的数字资源，最终达到除少数特殊情况外，全部数字化。”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6日 09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